我的父母公事公办地打开了电话，询问我今年过年是否回家，我也公事公办地回了句“不回去了”，挂断了电话，打了笔钱过去，赡养的义务我还是加倍承担的。

今年过年还是去赵星他们家过年，但进了家门，就看到我妈妈和赵星的妈妈亲亲密密地坐在了一起，客厅里回响着“过年好”的音乐，喜气洋洋，又叫人烦闷。

赵星拽着我的手，就想直接离开，我信他也不知道这回事，但大过年的，这么走了，我倒是无所谓，他会比较难做人。

所以我站在原地，也露出了一个笑容，据赵星后来回忆，他说我笑得很像他，我问什么时候的他，他说谈生意时候的。

无论如何，我还是笑着进门了。

我的爸爸也来了，正和赵星的爸爸一起下棋，他没和我打招呼，我也不想和他打招呼，其实彼此对对方都有些厌恶了，但还是要勉强忍耐着，毕竟——大过年的。

这顿年夜饭吃得不咸不淡，所有人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维系着表面上的平和，吃过了饭，赵星直接起身告辞，他拉着我的手，有些倔强地看向他的妈妈，他妈妈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妈妈，抿直了唇线，说：“我送你们。”

最后是所有人一起把我们送出去的，老人们都在欲言又止，又都在极力克制，也正因为这份克制，所有的矛盾和冲突，才不至于在除夕夜爆发。

赵星亲自开车，载着我回我们的家，今年的烟花放得要比去年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反应过来，一年又过去了。

一年又过去了，赵星和我，都三十五了。

我还记得五岁的我和五岁的赵星，拿着那种手持的线香花火，穿得鼓鼓囊囊，一起在雪地里玩耍，大人们在室内包饺子，热闹的声音透过窗户传到耳畔。

赵星的脸冻得通红，兴奋地说：“崔明朗，我们进去吃糖吧。”

我其实不怎么爱吃糖，也不怎么爱往大人的面前凑，但我看着赵星通红的脸，忍不住也点了点头，我说：“外面冷，该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