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马伯略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军人，虽然自己的队伍不能参与像样的大战役，只要有大的战事发生，他总是要认真研究交战双方的排兵布阵、调兵遣将和胜负关系。

如果说马伯略对他早期的用兵是感到新奇的话，对后来红军能在十倍于己的国军正规军的围追堵截中左突右冲、游刃有余，马伯略简直对他的军事才能佩服地五体投地了。

从那之后，他把研究他的基本出发点由战役战术层面上升到战略战术层次，也从关注和研究他个人的思想转变到关注理想信念和人生观、价值观上来了。

真正使马伯略转变的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的瓦窑堡会议和全面抗战初期的洛川会议。

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

在这之前的「华北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和日军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

这让作为国军中高级军官的马伯略痛苦异常，他清楚自己只是个绥靖司令，只是个画地为牢的地方军头，他也想在夹缝中求生存。

当他从广播里听到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时候，他隐约看到了带上梁州的子弟兵奔赴抗日前线的可能性。

当广播里传来瓦窑堡会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时，特别是当听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时，他知道是时候做些具体的、有影响的工作了。

就在瓦窑堡会议召开后不久，忧国忧民、夜不能寐的马伯略抱定必死的信念向他的顶头上司西北绥靖司令提出了《抗日建议书》。

建议书并不是很长。但是，他却反复起草、修改了一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