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彻底的逆转是在当年盛夏。

一条东西横贯梁州的战备铁路正在最高层的关注下高强度地快速建设着。

要知道，虽然当时的铁路建设者被称为铁路工人，但其实他们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农民。

不管他们被派到哪里去当铁路工人，他们的劳动报酬依然是靠原来的生产队记工分来体现的。

菊花岭的农民被派到了离家仅有三十余公里的汉江下游的茶镇去筑路。

这些农民离开家三十公里就变身成了铁路工人，心态上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再加上革命小将们无知者无畏的劲头。

一时间，人人想「放卫星」，个个要冲高产。特别是当汉江的主汛期来临之时，本来主河道是到了禁航的时期，而革命小将们认为大风大浪正是锤炼革命本领、磨练革命意志的大好时机，坚持要从菊花岭码头向茶镇码头运石料。

已经被限制言论自由的糜传家冒着「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罪名的风险，苦口婆心地劝啊、说啊、阻止啊，实在没法劝阻这些狂妄的年轻人，他甚至还放下身段请求自己曾经发誓不与其为伍的革委会副主任来阻止这项危险的行动。

可是，糜传家这个与江河运输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长者并没有说服无畏的红卫兵小将们。

一切努力都白费之后，糜传家只好与杨典常、李彪几个老把式商量用最原始的法子来保护和挽救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娃们。

糜传家和杨典常、李彪都非常肯定，在这样的洪水面前，任何船把式是不可能平安渡过菊花岭下游一公里处的老虎滩的。